光伏去年四季度业绩分化显著，或成今年利润格局演变前兆******
2022年光伏产业链价格疯狂博弈，硅料价格“狂飙”10个月后突然暴跌、组件厂备受上游成本压力，各环节盈利情况是投资者关注焦点。
目前，80只光伏股中已有56家披露了2022年业绩预告。整体来看，26家预增、5家略增、8家扭亏、1家续盈、5家预减、4家首亏、5家续亏，预喜率74.07%。最“吸金”的仍是上游材料环节，组件端虽然全年直面成本压力，但龙头厂商的业绩增速仍可圈可点。
2023年光伏产业发展进程仍是新能源行业的最大看点。目前看，产业链价格延续了去年大幅震荡的走势，硅料价格“雪崩”后大幅反弹，直面终端的组件厂能否多挣三五斗引人关注。
上游利润全年称王，但Q4增速明显分化
7家千亿光伏股，隆基绿能(601012.SH)、通威股份(600438.SH)、阳光电源(300274.SZ)、晶澳科技(002459.SZ)、晶科能源(688223.SH)、天合光能(688599.SH)、TCL中环(002129.SZ)2022年业绩均为预增。
通威股份受益于硅料价格高位运行，成为去年全年最赚钱的光伏企业，公司预计2022年净利润同比增速超200%，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52亿~272亿元，同比增长207%~231%。另一家硅料企业大全能源(688303.SH)预计全年净利润190亿~192亿元，净利规模位列第二。
“硅片双雄”隆基绿能与TCL中环的净利润增幅均超六成，但增速放缓趋势已现。隆基绿能预计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45亿~155亿元，同比增60%~71%；TCL中环预计净利润为66亿~71亿元，同比增长63.79%~76.2%。
2022年11月~12月，硅料、硅片价格急转直下，导致相应环节企业单季度业绩增速放缓明显，这也使得光伏行业2022年第四季度盈利增速分化明显。
以通威股份为例，公司去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17.3亿元，Q4归母净利润34.7亿~54.7亿元，环比下降42.5%~63.5%；扣非归母净利润40.19亿~60.19亿元，环比下降36.6%~57.6%。
硅片端，隆基绿能与TCL中环Q4业绩也出现明显下滑。其中，隆基2022年Q4实现归母净利润35.2亿~45.2亿元，同比增长130%~196%，环比减少21.6%至增长0.6%；TCL中环的降幅更为明显，2022年Q4实现归母净利16亿元~21亿元，环比减少23.20%至增长0.80%。
2022年度国内TOP20组件企业的出货量近300GW，其中仅TOP10企业便超250GW。在下游装机需求高增的背景下，市场份额稳定的组件头部厂商展现出更稳定的业绩增速。晶科能源、晶澳科技、天合光能(预计净利润增速中枢值均超过100%。
晶澳科技的全年业绩增速位居组件厂第一。2022年预计出货组件40GW以上，公司预计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48亿元~56亿元，同比预增135.45%~174.69%。
另外，2022年是各大上市公司“跨界”光伏的大年，从目前已披露的业绩表现来看，多数“跨界追光者”尚未兑现光伏业务收益。皇氏集团(002329.SZ)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公司上市后多次进行业务转型，于2022年宣布进军光伏行业，今年以来，皇氏集团又成立子公司共同推进TOPCon/钙钛矿叠层电池产品技术。而从业绩预告情况来看，皇氏集团的光伏业务突破仍需时日，公司预计2022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亏损1.06亿元~1.11亿元，上年同期亏损5.2亿元。
硅料价格再度抬头，2023或成洗牌开局年
2023年正值“十四五”关键之年，市场各方普遍对2023年光伏装机需求增长持乐观态度。按照国家能源局预估，2023年风光新增装机将达1.6亿千瓦，延续2022年风光3:7比例，即2023年光伏新增装机将超110GW。目前也有咨询机构预测，2023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或超130GW。
一方面，硅料新增产能不断释放给予价格的下行压力，下游成本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同时，海外光伏需求的增长态势来看，2~3月份有望延续1月份“淡季不淡”走势。
然而，春节过后，前期雪崩的硅料价格大幅反弹，再度令市场担忧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行放缓对需求的影响。
2月1日，硅业分会发布最新多晶硅价格，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20.0万~23.2万元/吨，成交均价21.75万元/吨，环比节前价格涨幅为31.02%；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19.8万元~23.0万元/吨，成交均价21.52万元/吨，环比节前价格涨幅为31.22%。而从2022年11月中旬起，硅料价格曾一度腰斩。
对于价格大幅反弹，硅业分会表示，除了两周价格积累外，一方面硅片企业开工率大幅提升，硅料需求有相对可观的增量；另一方面，硅片企业的原料消化殆尽，节后第一周硅料采购需求大幅增加，支撑硅料价格延续上涨走势。
某光伏行业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短期内硅料硅片价格向上标志着年后各项目如期开工。“价格上涨分两方面看，目前来看，春节后开工率还是比较高的，需求真实存在，使得硅料硅片价格突然走高。”他对记者说，“中长期看，去年四季度开始，硅料新增产能大量释放，整体库存水平还是比较可观的，往后看硅料产能不会是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供大于求的局面或长期存在。”
硅料环节释放的利润空间将向下分配。随着节后光伏产业链价格上涨，组件价格小幅回升，部分厂商从每瓦1.65元回升至每瓦1.7元~1.75元，高于每瓦1.8元尚难被接受。
产业链利润再分配之际，以隆基、通威为代表的一体化龙头仍然在不断加码扩张产能。半个月前，隆基绿能继续加码一体化布局，公司宣布拟投资452亿元投资建设年产100GW单晶硅片项目及年产50GW单晶电池项目。通威股份2022年四季度组件业务进入发展初期，预计小幅亏损，公司继于盐城市投资40亿元建设25GW组件产能后，又于南通市投资40亿元，建设25GW组件产能，2023年底前有望投产。
“大厂走一体化用资金优势、规模优势、先发优势不断扩张产能，使得后加入市场的光伏玩家和二三线厂商压力会比较大。一体化的大规模、低成本可能使得部分环节的利润更加集中，年内小厂商的洗牌趋势或会逐渐显现。”前述光伏人士说。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