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成都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大会在蓉开幕******
中新网成都11月17日电 (记者 王鹏)2022成都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大会17日在成都开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商协会负责人，侨资企业代表以及华文媒体记者共300余人线上线下出席会议。
本次大会由中国侨联指导，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侨联主办，成都市政府侨办、市侨联承办。大会以“侨连世界·聚力天府”为主题，旨在持续扩大海外华侨华人商协会(成都)协作机制成果，聚合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侨务资源，做到思想共筑搭“同心桥”、资源共享搭“合力桥”、活动共办搭“联谊桥”、服务共进搭“奋斗桥”，汇侨智、聚侨力、促项目、谋发展，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建设和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贡献侨界力量。
图为大会现场。 王磊 摄成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玉泉说，正是在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帮助支持下，新时代十年成都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他表示，衷心希望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和海外侨胞继续关心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都都市圈建设，积极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热忱欢迎广大海内外侨胞来川来蓉投资兴业发展，与我们携手一道，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未来。
在嘉宾发言环节，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曹燕灵表示，将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寻找机遇，合作共赢，以多种方式向住在国进行宣传推介，充分发挥“引擎”和“助推器”作用，携手欧洲侨团与成都共同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扩大双方的合作领域，加快实现共谋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景。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全国总会长卢国祥表示，海外各地的爱国侨团时时刻刻心系祖国，愿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侨界力量，相信马中总商会与四川成都未来的合作，将会越来越紧密与深入。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滕绍骏在发言中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到四川、成都的建设上来，参与到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来，要更加坚定团结同胞，促进中美民间友好交流，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支持祖国发展建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贺乃和表示，期待与四川乃至成都在未来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携手共进、砥砺前行，既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又要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往高处去、向宽处行，开辟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光明前景，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大会现场，“天府云医·蓉侨康”海外惠侨远程医疗站(米兰站)正式启动。在成都都市圈宣传推介环节，四川省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尹宏向参会嘉宾专题推介成都都市圈投资环境和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及投资清单。
当天下午，大会还将举办欧洲华侨华人社团成都合作峰会和成都—东盟外贸企业合作发展大会。11月18日，参会嘉宾还将赴成都市青白江区与德阳市参观考察。(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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